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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观点||葛剑雄:老教授评职称记


时间:2019-11-11 21:58:19 点击:1240

  核心提示:本文来源:明清史研究转自:高校科研处1978年进大学读研究生之前,我对大学教员评职称的了解都来自传闻。进校以后,我从老师们,特别是从谭其骧先生那里听到过关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学教授工资、职称的一些事情...

本文来源:明清史研究

出发地:大学科研办公室

在我1978年进入大学攻读研究生之前,我对大学教师评价的理解来自道听途说。进入大学后,我从老师那里,特别是从谭启祥先生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大学教授的工资和职称的事情。

谭先生晚年中风康复后无法动弹。1980年,我接受了领导安排,成为他的助手。如果陈先生从家里出去,他将由我陪着。一方面,他会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他将帮助处理学术和工作事务,如信件、文件等。因为我有很多机会和时间与谭先生相处,所以我熟悉谭先生来来往往的客人和朋友。为了写《谭启祥传》,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些老先生。

关于教授的工资和职称评定,我说的是我所知道和经历的。

在1956年工资改革之前,大学教师的工资是由“谁雇佣谁”决定的——从助教到教授,你被雇佣担任什么样的教学职位,工资是多少,任命书上写得很清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有一些所谓的“耿宽”教授带着义和团赔偿出国留学,然后回国。他们的工资比普通教授高。此外,1942年和1943年,国家政府挑选了两组被视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部委教授”,他们的工资规定了最低标准。一般来说,当时教授的工资是由学校自己确定的。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抗战前教授的生活非常好。

抗日战争期间,物价飞涨,尽管工资提高了,津贴发放了,教授们受到的待遇却比以前差得多。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西迁遵义。谭先生说,当他们去遵义的时候,他们被告知要带尽可能多的日常用品,然后卖了钱。遵义当地的富人以前从未见过外国商品。据说他们拿了一双袜子,然后随意出售。兑换的钱可以用一周。那时,有教授卖骡子和马。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人民币贬值,谭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工资不再能够养活他的丈夫、妻子和四个孩子。所以他来到上海做兼职,但是兼职教授不能拿到全薪。暨南大学以“谭吉龙”的名义聘请他为全职教授,所以这两份全职工资勉强维持生计。后来,货币继续贬值,钱不够。浙江大学将进行统一采购,并向员工支付实物。今天将分发一袋大米,明天将分发煤球。教授和职员之间没有区别。这只是为了确保他们能活着。

谭启祥

新中国成立后,它仍然接管大学。1952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进行第一次工资改革。工资是由等级决定的。当时,货币不稳定。因此,它不被用作工资结算单位,而是根据实物进行转换。它被称为“实际单位”,也称为“工资点”,被称为“工资点”。

“工资”由食物、衣服和津贴组成。根据食物、布、油、盐和煤的数量进行转换,以确保基本生活需求。价格逐渐稳定后,工资改革于1956年废除了“工资分配”,改为货币工资制度。国家划分了11种工资区,实行不同的工资标准。随着这一改革,新一轮的薪资定级开始了。

复旦大学根据1956年《高等教育部关于国家高等学校教职工工资评定和调整的通知》,制定了各类人员的工资标准。工资标准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管理和教学辅助。工资改革后,复旦大学全体教职工的平均工资为91元。在教师队伍中,教授平均工资为238元,副教授为182元,讲师为118元,助教为67元。教师的工资标准是12级。根据这个标准,一级工资是每月363元,二级工资是每月302元50美分。陈先生是二年级教授,领取二年级工资。根据当时的价格标准,负责食物和住所的保姆每月需要花费5到10元。可以看出,月薪超过100元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进行了几次工资调整,所有调整都是由全国统一发布的,并在地方一级制定和实施了详细的规则。这往往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如敌我冲突、人民内部冲突或被归类为“右派”的人。根据规定,这些人不属于工人类别。

此外,工作调动有配额限制。配额分配要鼓励人民发扬自己的作风,鼓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不要争取配额分配,而是照顾和优待统一战线对象。起初,有些人确实响应了号召,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机会,但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骗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年都没有工作调动。

当我1965年第一次开始工作时,我的工资是37元。根据当时的政策,到1966年8月,我的工资可能会涨到48.50元。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工作转移暂停。直到1969年,我才拿到48.50元的工资。从那以后,工资基本上没有调整,直到我成为研究生,工资仍然是48.50元。

经历了这次经历后,每当有机会调整工资,每个人都会努力奋斗——这次放弃,谁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对于1956年评估的一等和二等教授来说,这些工资调整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他们的工资也没有提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教授没有奖金或津贴。他们拥有的伪装福利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购买食用油、大豆或膳食的门票。当时,上海丽都花园接待了CPPCC会员和统战目标,在那里他们可以比外面吃得更好。不仅上海是如此,北京也是如此。

当我作为陈先生的助理工作时,我给他寄了一张工资单。那时,他拿到了1956年的工资。其他收入主要是缴纳会费、奖金和津贴。过去,一些教授的妻子不担任公职,晚年需要自费治疗,这导致一些教授晚年经济状况不佳。

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他的妻子由于他的政治影响而没有担任公职,她晚年无力偿还自己的疾病。这些费用根本不足以支付贾先生的工资,必须由提交人的捐款收入来支持。因此,贾先生仍然在很老的时候写文章来赚取文章的报酬。直到他妻子去世,他才在经济上松了口气。

还有武汉大学的唐常茹先生,他也是二等教授。“文化大革命”前,他每月支付100多元的党费。在他晚年,他的妻子因为没有工作而生病,她的医疗费用非常高,使她的生活很困难。当唐先生得知我把罗钟教授的图书馆从山东大学转到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时,他问我是否可以把他的书卖到国外去赚更多的钱,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这样做。后来,中华书局给了唐先生一笔预付款。他非常感激,说那是“贫穷而突然富裕”。说起来,真的很难过。

职称与工资直接相关。

上:唐·常茹。下一个:周一良

在民国时期,没有对职称进行评估,这通常是按照惯例进行的。例如,归国海外医生传统上被聘为副教授。周一良先生是个例外。在他回到中国之前,他已经在美国教过日语。他的学术水平很高,非常有名。胡适认为他应该得到比一般人更好的待遇,所以周先生一回国就被聘为教授。(注:周一良回国后于1946年至1947年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解放后,共产党接管了所有的高校。起初,职称没有变化。后来,1956年的正式分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种分级最初是伴随着工资改革而来的。它是工资等级,但另一方面,它不仅与工资等级有关,它与教授的学术水平有着天然的联系,也是学术荣誉和学术地位的体现。从操作过程来看,这种分级是一种评价,但最终是由上述因素决定的,并受到政治的影响。

在复旦,有所谓的“八仙渡海”和“五仙入中文系”,也就是说有八名二年级以上的中文系教授和五名历史系教授。然而,最终结果与学校评估不一致。其中,周古城最初被指定为学校的二等教授。据说在结果公布之前,市委的车开到学校党委,结果周古城成了一等教授。中文系的吴文琪教授经常生病,几乎没做什么工作。因此,他被指定为二等教授,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保护。大家都说吴文琪得到了贵族的帮助,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这些事情在教授中造成了不公正。事实上,复旦大学自解放以来经历了几次运动,政治因素对教授的评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教授的评分结果与教授的专业水平并不完全一致。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一直没有调整或评价教授水平。

“文化大革命”后,我经历了职称的恢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人帮”和粉碎“四人帮”期间,复旦历史系的一些有能力的人相继受到打击。当时,问题是大多数留在历史系的人都是助教,需要被提升为讲师。里面有很多故事。

朱维铮第一次恢复职业头衔时,不得不从助教变成讲师。学校强烈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朱维铮是写作团队的一员。他曾经代表这座城市组织过科学教授,比如苏黥布和谭贾珍,来批评爱因斯坦,并极其凶猛地斥责这位老教授。“文化大革命”后,苏黥布恢复校长职务,谭贾珍恢复副校长职务。他们强烈反对朱维铮晋升为讲师。当时,历史系党支部书记孟伯恒(Meng Boheng)原本来自化学系,熟悉几位科学教授。他陪朱维铮去拜访几位老教授,挨家挨户道歉。直到那时,他才成为讲师。

朱维铮

当朱维铮想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时,根据他的专业水平是有可能的。然而,复旦当时没有评估副教授和教授的资格。他们只有在学校确认后,才能到市里进行统一评估。上海成立了一个评估委员会,由不同的学科小组组成。当时,历史上没有复旦大学的五人专业职称评审团成员。组长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泽。

本次评估中,复旦历史系副教授朱维铮、蒋亦华、李华兴的报告因种种原因未获批准——朱维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加入写作团队;“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华兴积极批评周古城;蒋亦华曾经是一个“反动”学生,也受到了批评。当时,谭先生是历史系的系主任。他们三个人一个接一个地来找谭先生,要求他站出来解决这件事。经与谭先生讨论后,孟伯恒决定邀请周古城先生和谭先生联名写信,要求市职称评审委员会给予特别考虑。这封信是我起草和转录的。陈先生签字后,我把信带到周古城在湖南路的家,请他签字。读完这封信后,周先生说这封信写得很好,他不会和年轻人争论,但他拒绝签字。我不得不把这封信带回谭先生家,与孟伯恒联系。最后一封信是以复旦历史系系主任谭启祥和总支部书记孟伯恒的名义送到市里的,但最终没有奏效。

除了这三个,今年陈旭麓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从副教授到教授都没有被批准。外界怀疑这是吴泽的干涉,甚至偶然认为复旦三位老师未能成为副教授也是吴泽破坏的结果。很快,也就是1981年暑假,我陪同谭先生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在此期间,吴泽多次来到谭先生的房间进行解释,这意味着职称评定的结果与他无关,“一切由上面决定”。

当我获得博士学位时,国家将暂停对职称的评估。教育部的文件说,这是因为在以前的职称评定中存在各种问题,其中一些问题过于宽泛,一些问题有政治问题。其中一人点名批评了复旦大学的一名教师。这位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受到了批评和迫害。他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党史的编纂,并写了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后,有人说复旦为什么还用“文化大革命”期间非常受欢迎的人?!此外,老师将“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作为研究成果纳入职称评定报告,有人说这是“江东的孩子又来了”。不清楚老师是不是太困惑了,还是他认为文章本身没有问题。后来,他的职称没有得到提升,退休时他仍然是副教授。

当学校能够独立评估职称时,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因为职称和住房是联系在一起的。

学校有一套住房分配的分级标准,职称、工龄、奖励等考核内容各有一定分值。其中,教授和副教授之间的差异为5分。服务年限是一年一点。在省部级以上,有些奖项是一分,有些是十分之几分。此外,还将考虑老年人、成年儿童和异性儿童的存在与否。然而,相比之下,职称是最重要的。就复旦而言,副教授可以被分配到两个房间和一个大厅,但如果他们想有三个房间,他们必须是教授。否则,根据服务年限的不同,赚取终生积分是不够的。

文科教师从奖励加奖金中获益匪浅。因为在科学领域有公认的国家奖项,但在文科领域没有。很难说你是否获奖。1988年,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上获得论文奖。这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央领导给了我们1000元的奖励。当时,这是最高的国家文科奖,但学校不承认,因为证书上没有国务院的印章,所以只能算作部级奖励。我还获得了学校不承认的“五一工程奖”。从那以后,专业头衔在大学里被疏远了。最初,头衔与工资和待遇相关联,但后来它与住房相关联。这种头衔与住房无关,也与科研项目的面临和申请有关。拥有学位制度后,还涉及到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评价。

国内第一批硕士和博士导师在北京接受评估,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专门评估团队。当时,历史组的评估师都是学术界的名人。今天,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仍然是年轻人。例如,评估小组秘书张开元、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家胡华、首都师范大学前校长齐荣石等。这些评估人员都是学者,熟悉申请人及其专业水平。

蔡尚思没有评论这位博士生导师,因为他不受欢迎。当第二批博士生导师接受评估时,他已经70岁了。学校希望谭先生帮助他评估博士生导师,所以我陪谭先生挨个房间拜访评估小组的成员。起初没问题。结果教育部会议结束后,罗钟先生告诉谭先生,叹息做不到!原因是朱维铮在山东大学的课堂上说蔡尚思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谭先生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他得知蔡尚思的确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但不是一封忠诚的信。因为朱维铮的话,蔡尚思没有评论博道。然后,国家规定70岁以上的人不能参加博士生导师的评估,所以蔡尚思并不总是博士生导师。

相比之下,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选拔相对严格。1991年,我陪同谭先生参加院士选拔。谭先生所在的地理系有七名院士。政治标准是爱国主义、奉献精神和正派的学习方式。第一轮小组选拔要求所有七名院士通过。之后,院士推荐的候选人将在地质系发表五分钟的演讲,然后该系将进行投票。投票通过后,将举行下一轮投票。整个过程非常严肃。

当时,该小组的秘书长给我们这些随员开了一个会,并说随员不能在院士讨论期间进场。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有些院士年纪很大,视力和听力差,需要助手的帮助。后来,在遴选院士时规定,80岁以后,他们不能申请院士或有投票权。

有一年,当院士被选中时,谭先生中风住院。中国科学院派了两个人去上海调查谭先生是否有能力做出独立的选择。当时,陈先生无法说话,也没有行动能力。他的投票被取消了。

后来,院士的选拔就不那么严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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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匿名 来源:毛祁新闻